“后拿来时代”的中国科研何去何从?

科学
“后拿来时代”的中国科研何去何从?
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20-11-02

2020-11-02

我们需要转变思维,从“获取”转向“给予”。其基础则是:保持开放,融入世界。
芯片
我们需要转变思维,从“获取”转向“给予”。其基础则是:保持开放,融入世界。

10 月 27 日,华为内部网站刊发出任正非此前的一段发言,题为《向上捅破天,向下扎到根》。

概括起来,任氏发言大致讲了以下几点:

短、平、快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。

国家的发展根本在教育;应允许差别化教育,同质化教育不可取。

要反思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系统性、科学性。

美国是因为开放才有今天的强大,封闭会让它重返落后。

不难看出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。但老生常谈未必就是废话。借用不久前流行的一个成语,任正非的这番话于当下中国而言可谓 “切中肯綮”。

毋庸置疑,中国过去 40 年的短、平、快发展,高度依赖于 “开放” 带来的边界效应,即西方先行国家在技术和管理理念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横向影响,让直接 “拿来” 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—— 有人谓之 “摸着美国过河”。

如同一门手艺的师徒相传,“拿来” 模式面临两块天花板。较高的一块天花板,是当你的手艺水平接近师父,这种发展模式也就宣告终结;更低的一块天花板,则是一些关键的技艺并不能轻易获取,从而掣肘你往前跟进。

在科学和技术领域,基础研究即属于这种难以直接 “拿来” 的部分。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半导体行业,目前正面临这块天花板。

“后拿来时代”的中国科研何去何从?

任正非显然是明白人,华为在芯片研究上提前做了布局;然而正如一艘航母,看似甲板上下什么都有,但实际上必须依赖岸上供给。芯片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,在中国整体基础研究滞后的情况下,不能指望华为这一艘航母独挑大梁。

切肤之痛可以鞭笞华为,却唤不醒亿万小粉红。华为遭到芯片断供威胁之后,国内有两种声音甚嚣尘上:华为自己早已能够生产尖端芯片;要跟美国干到底。前者不知高低深浅,后者秉承冷战思维。两种声音刷屏之时,浙江老家一位农民伯伯提出疑问:“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往美国跑,我们真干得过美国?”

必须要承认,直到现在,美国在科学与技术两方面依然是我们的师父。特朗普任内的一系列政策,让我们提前摸到了较低的那块天花板;坚持冷战思维,则这块天花板将无法逾越;保持开放策略,则可以给自己争取到一段时间,继续在 “拿来” 模式下发展,直到够着更高的那块天花板。正如任正非和张钹院士所言:“美国越讲脱钩,我们越要坚持开放和国际化。”

但无论如何,“后拿来时代” 已经到来。我们需要转变思维,从行星式的 “获取”,转向恒星式的 “给予”。

长期以来,我们缺乏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教育:一个民族能否真正受到世界的尊重、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并不决定于其富强程度,而决定于它为世界所做的贡献。唯有为世界做贡献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,我们才有自信的资本。这种情况下,我们不再需要自吹自擂,自有来自世界的感激和国际友人的赞赏。二战时,中国为抗击法西斯战争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,我们也得到丰厚的奖励,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;中国人找到青蒿素,诺奖委员会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记得屠呦呦。

基础科学,即是为世界做贡献的方式之一。基础科研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呈现,论文一旦公开发表,即为全人类所共享。诺贝尔奖为何权威、并为全世界所重视?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国界,奖励的是人类共有的基础研究,奖励的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。

秉承这一思维模式,以长远眼光看待问题,我们会发现,我们给予的越多,自己获取的也会越多,并且越具有持久发展的底子和内在驱动力 —— 正如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做的一样。

从行星转变为恒星,我们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之外,第一步需要做的是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。过去一二十年,海归学者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。对于归国知名学者,当下国家给予的物质条件已经足够优厚,但许多学者回国后却鲜有佳绩,缘于国内科研环境的三大痼疾: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;科研基金管理普遍外行决策内行;对于造假行为过度容忍,致使劣币驱逐良币。不改变这种现状,光以砸钱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“恒星”。

从更长远看,中国要成为科研强国,本土培养的科学人才必须成为主力。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做起。我们的基础教育最需要补足的有两块:科学的思维和自由的精神。基于教育的传承特性,这需要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方可初见成效。

所有这一切,均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:保持开放,融入世界。

麻省理工科技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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